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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看似简单的变化背后，是改革之初税务总局关于“机构改革，服务先行”的部署。坚持为10多亿纳税人和缴费人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利的服务，被确定为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的一条十分重要的原则。5月1日起，全国基本实现国税地税业务“一厅通办”“一网办理”和12366纳税热线“一键咨询”，使纳税人在国税地税机构尚未合并前就开始感受到了改革所带来的红利。

另外，本周加仓超过1个百分点的基金占比44%，减仓超过1个百分点的基金占比21.92%。34.09%的基金变动幅度在1个百分点以内。公募大举加仓和北上资金持续买入的背后，无疑与看好市场行情好转高度相关。不过，随着指数不断回升，反弹是否即将终结的疑问也更为加剧。

此外，今年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可能更加严峻。2018年国际经济环境已经出现一些不安定因素，一些新兴市场如阿根廷、土耳其等国家的汇率大幅度贬值，经济出现负增长，这个情况在今年有可能会加重。那些对初级产品市场出口依赖程度较高的新兴经济体，今年的国际收支情况和外汇需求都会带来较大压力，或许还会有更多的国家出现经济下滑或者货币大幅度贬值的情况。

包容稳健的理政方式。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源远流长，古代许多政治范畴，如中道、仁政、德治、用贤等在历代政治实践中延续发展。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正是这种“和谐则太平之所兴”的包容性，保障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绵延不绝、发展壮大。这种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既勾勒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形态，也体现了中华民族谨慎严肃对待权力的大智慧。正是受这种文化和智慧的滋养，我们党在复杂多变的世界格局中才能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抓住发展机遇，成功避过险滩和暗礁，走出一条成功的国家治理之路。

“引领全球化市场”的中国开放经济发展新阶段为什么要强调进一步大幅度开放国内市场？最关键原因是我们中国在前两个阶段已经极为出色地完成了“李斯特式”的工业化“赶超”任务，绝大多数产业部门已经不是昔日需要一定保护的幼稚产业，而是已经成熟；不需要继续高度保护，而是需要引入更多竞争压力，以求保持其活力。1989年，当我从当时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唯一直属高校毕业时，中国汽车年产量不过58.35万辆；2017年，中国汽车产量已达2902万辆，销售2888万辆，远远超过汽车问世以来便连续把持汽车产量、销量世界冠军百年之久的美国（2017年销售1720万辆）。在此情况下，对汽车等产业持续扩大开放，已清晰地写入中国政府的规划，郑重向全球宣布。

时代周报：近年来银行间市场并不缺钱但难以流向实体经济的现象凸显。此次易纲行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关键是要建立对银行的激励机制。在你看来，央行对银行的激励具体应该从什么地方入手，从而避免下指标、派任务的行政干预？张永军：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提到，央行希望建立一整套考评机制，鼓励银行为实体经济服务、为中小微企业服务。目前，央行对商业银行采用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进行考评，涉及很多指标。易纲行长也表态，如果商业银行给予实体经济较强的信贷支持，考评上能够加分，也有助于其从央行获取流动性，这就属于激励机制。